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塾师：古代教育的中坚力量
相传，我国从虞舜时代就已有官学。只是，后来私学逐渐兴起并成为主流。在私学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孔子、王守仁、王夫之等许多名师，但更多的是些不知名的塾师。他们在整个私学教育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学生对待教师要像侍奉父辈一样，“事师之犹事父也”。
私塾教育——家塾、村塾和义塾
私塾是我国旧时私人开办的学校，是当时儿童接受启蒙教育的民间学堂。每个私塾一般只有一名塾师，学生在一二十人左右。私塾一般是利用庙宇或塾师自家的房屋作为教室，课桌、椅子都由学生自带。为了便于监督学生学习，塾师的桌椅设在学生座位的后面，书案上放着笔墨砚台和戒尺。
塾师采用个别教学，学生每天的学习不是念书背书就是练习书法。他们念书时，摇头晃脑，朗声诵读；背书时，面对塾师叉开双腿，反背两手，背错了，塾师就会用戒尺打手心或罚站关学。塾师对学生很严，因为他们相信“严师出高徒”。
自唐宋以来，“天地君亲师”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塾师仍受到社会的尊重。塾师一般包括退闲官僚、儒士、举人监生、儒学生员与科举童生等各种人。随着社会的变迁，退闲官僚、儒士与举人监生日渐淡出，儒学生员日渐在塾师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明清时期的经馆深受科举的影响，以八股能手为良师，塾师名望的高下由学生科名的多少而定。
塾师做兼职
除了少数有功名的高级塾师外，当时民间的多数塾师没有功名，在农村教馆，收入微薄，家境贫寒。他们有的还要耕种几亩薄田，且耕且教；有的到学生家吃轮饭，或由学生凑给一些米食、蔬菜，仅能果腹；有的兼行医看病、看风水、代写公私文书、占卦等以增加收入。
私塾教育属于启蒙教育，起源很早，唐代即“许百姓任立私学”，明、清时更加普遍，有些教师还自己设馆授徒，人数多少不一。私塾大致可分家塾、村塾和义塾三种。
家塾是聚族而居的同宗族人，在村里为族中子弟所设的学校，规模较大，学生也多，但是一些官宦豪富、地方士绅，常把塾师请到自己家，专教自己的子弟。
村塾是乡村中小户人家为了保证子弟的教育，合请一位塾师开课讲学。塾师或为本村读书人，也可为外村人。上课地点选在村庙，因为庙里有空房子。
义塾是带有慈善性质的学校，可分三种。一种是在孤儿院或清节堂里设立的学校，纯粹是慈善性质。一种是富人、乡绅出资办义学，请老师来讲学，教授的对象为贫寒子弟。如清代的武训行乞办的就是“义学”。还有一种“义塾”，是本族中某一老祖宗，在世时考虑到家族今后兴衰，族中子弟贫富不匀，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便兴办义学，学校经费或由族中人分摊，或由族中的共同财产支付。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所上的就是这类“义塾”。
族人学校——从《红楼梦》看家塾
《红楼梦》中，贾宝玉对秦锺说：“我们却有个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师的，便可入塾读书，子弟们中亦有亲戚在内，可以附读。我因业师上年回家去了，现也荒废着呢。家父之意，亦欲暂送我去温习旧书，待明年业师上来，再各自在家里读。”
贾宝玉所说的家塾，实际上也是义塾，原系贾家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家境贫寒不能延师者，即入此中读书；凡族中为官者，都要捐助银两，以为办学费用；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师，当时在家塾中司塾的是当时有名的老儒贾代儒。
贾家的家塾条件较好，还管茶饭，所以同贾家稍有关系的亲友，都想方设法让子弟进家塾来。不过，这种家塾，只有本族人才能免费入读。例如，秦钟虽是贾家的亲戚，但他入塾照样要付钱。书中说：“（秦钟的父亲秦业）为儿子的终身大事，说不得东拼西凑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两贽见礼，亲自带了秦钟，来代儒家拜见了。”
生源复杂的家塾
贾家虽是大户人家，但家塾中生源复杂，连呆霸王薛蟠也在内。他们“假说来上学读书，不过是三日打鱼，二日晒网，白送些礼物与贾代儒，却不曾有一些儿进益……”家塾里各色人都有，连搞同性恋的都有。学生中斗鸡走狗、拈花惹柳、打架斗殴，更是家常便饭。
家塾中所用教材，与其他私塾大致相同，但塾师也可自订，东家也可增添科目。如《红楼梦》中就写道，贾政问宝玉的跟班：“你们成日家跟他上学，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倒念了些流言混语在肚子里，学了些精致的淘气。”那个跟班说：“哥儿已经念到第三奉《诗经》……”贾政就说：“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虽然贾政那么说，但其实贾府对私塾老师还是很尊敬的。例如，私塾先生的孙子死了，“贾家众人齐来吊问，荣国府贾赦赠银二十两，贾政亦呈二十两，宁国府贾珍亦有二十两，别者族中贫富不等，或三两五两，不可胜数。另有各同窗家分资，也凑了二三十两。代儒家道虽然淡薄，倒也丰丰富富完了此事。”
这贾代儒虽是贾氏族人，如不是他在家塾里当先生，恐怕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给他脸面。贾府虽是大户人家，对私塾先生也是很尊敬的，而一般农户乡民，对私塾先生则更加尊敬了。
有苦有乐——近代名人的私塾
近代，有许多学贯中西的学者作家，如鲁迅、钱穆、陆文夫等，他们深厚的旧学基础都得益于童年时的塾师，而他们成名后回忆起幼年时的私塾经历，往往既对那种落后的教育方式予以批评，同时又对那段童年回忆带有难舍的感情。
鲁迅曾就学于“三味书屋”，他在《朝花夕拾》中回忆起自己的启蒙塾师寿镜吾先生，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尊敬的心情，认为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国学大师钱穆所读的家塾，当时在江南极为普遍。有些家塾先生是本村人，早上来，晚上归，但大都住在私塾里。他曾在一本书中写道：“因离室小便，归座，塾师唤至其座前，曰：‘汝何离座？’得击早心十掌。自是不敢离室小便，溺裤中尽湿。……年终，先父因谢师歇塾。为余兄弟学业，移家至荡口，访得一名师，亦华姓，……进余年八岁，师为余讲《史概节要》及《地球韵言》两书。”
西席、学究
塾师也叫西席、西宾、私塾先生、教书匠或村学究。如《水浒传》中的军师吴用，人称智多星，原先是个私塾先生，又称为吴学究。一般而言，主人为“东家”，宾客次于主人，故称“西席”或“西宾”。唐人柳宗元诗：“若道柳家无子弟，往年保事乞西宾。”
著名作家陆文夫写有一篇以“乡村塾师”为题的文章，记叙了他小时候遇到的乡村塾师。陆文夫上的是村塾，一位富有的农民利用自家的房屋，为全村孩童请来一位塾师，事先谈好束脩、饭食，然后再与村民们分摊，富者多出，贫者少出，办学者决不从中渔利。教室共有三间草房，其中一间是先生的卧室，课桌和凳子各家自带。
入学第一件事便是拜孔子，拜时点燃清香一炷、蜡烛一对，献上供品三味：公鸡、鲤鱼、猪头。拜完孔子便拜塾师。陆文夫写道：“秦老师教学确实是因材施教。我觉得他什么都会。他写得一手好字，替人家写春联、写喜幛、写庚帖、写契约、合八字，看风水、念咒画符、选黄道吉日，还会开药方。”这样的塾师现在已很难找了。
书画家谢稚柳的启蒙先生是一位晚清进士，也是江南有名的学者和诗人。他开塾讲课，收有几十个年龄不一的学生。谢稚柳回忆说：“他对我们作文的要求极严格，每隔一周，就给我们列出一串题目，其中有诗题，有文题，还有赋题；倘如谁作文马虎，他是绝不会轻易放过的，马上把你叫进书房谈话。所以，每次做作文，我们是不大敢敷衍的。”
著名美学家王朝闻说：“不过值得感谢的事也是有的，例如老师教我作文要先读《论说文范》。尽管开头是‘呜呼’，结尾又是‘呜呼’，课文自身对我缺乏魅力；但作文要讲究点逻辑，这一点对我现在还有益处。”
识字写字——私塾教育的启蒙活动
私塾的教育方法是采取个别教学，学习年限没有定规。私塾用的教材，主要是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而定，一般来说，启蒙的学习《三字经》《百家姓》，中等程度的学习《千字文》《唐诗三百首》，高级程度的学习“四书五经”。
私塾教育从识字开始，教本多是《千字文》《百家姓》等。据说，汉武帝时，才子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文中没有一个重复字。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颇有文采，大笔一挥写成《急就篇》。后来，这两篇文章，也被当做天下儿童村塾的识字课本。
我国历代都重视识字教育。南北朝以前，学童人人诵读《急就篇》；齐、梁以后，周兴嗣奉梁武帝之命编写的《千字文》大盛，村塾中开始齐读“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此”与“斯”
有一次，乾隆皇帝微服私访，来到一巷口，看见墙上写着“此路不通”四个字。他问在旁玩耍的几个孩子是否认得，一个孩子答道：“我刚读完《论语》，只认得下面三个字，第一个字《论语》中没有，所以不认得。”乾隆不信《论语》中没有“此”字，后来一查，果然没有，原来《论语》里在该用“此”字的地方，都用“斯”字代替。
宋代又推出了《百家姓》，比《千字文》更普及，时人称为“村书”。那么，《百家姓》第一句，为什么说“赵钱孙李”呢？有这样一种说法，“市井所印《百家姓》，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首云‘赵钱孙李’，盖钱氏奉正朔，赵乃本朝国姓，所以钱次之；孙乃忠懿（钱俶）之正妃；又其次，则江南李氏。次句云‘周吴郑王’，皆武肃（钱镠）而下后妃”。
塾师教字时，先把常用的字用正楷写在一寸见方的厚纸上，让学生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等认识两三百个基本字以后，才开始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识字课本。这几本书读完以后，再读些四言杂字、五言杂字、六言杂字。认字以后，还要会写字，学生一早到塾里，先练习写毛笔字，从“描红”到“眺格”，认认真真地练，直到能写出一手好字。
但是，由于教育方法太死板，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进私塾，花几年时间，有时甚至都练不好识字、写字这两个基本功。
落魄文人——私塾先生的主要来源
一般情况下，规模较小的私塾，以及规模大、学生多的郡学乡校，都不许官员来专职教书，偶尔来教是可以的。同时，名声很大，即便授徒千余人的教书人，一般也不能当官。
例如，汉代的孔光，很有学识，但他担任尚书，因而不能出来当教授。后来他当了客卿，便可以为门下诸生讲问析疑了。另外，汉代的列侯，居家的可以以教书为业；一些继承爵位但无官职的，也可以居家教授。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有一官半职的人，谁又愿意去当私塾先生呢？一般只有那些落魄学子、穷酸秀才，为了养家糊口，才不得不靠教书挣点微薄的薪水。
张宜泉是曹雪芹的好友，也是一位教书先生。他身世可伤，家庭多故，嗜吟好饮，不肖不材，坎坷穷愁，孤独愤激，看其性情，也是傲骨壮怀，诙谐放达，而不为世所容。
他13岁丧父，才得成人，又遭丧母之痛；兄嫂不容，逼迫分居。因毫无赡养，不得已觅馆课童以自活。他是“家门不幸，书剑飘零，三十年来，百无一就”，在塾馆里虚度半生，而诗文却写得很好。
他曾写道：午床簟展小堂空，柴米只争终日贵。妓楼鲜润榴裙雨，隆煞先秋蝉噪急。积闷难消睡课中，人家益较去年穷。僧寺清凉蒲笠风，一声声出碧梧东。这首诗多多少少地反映出了一个乡村学究的生活状况和伤时愤世之情。
私塾先生中有些是屡试不中的老秀才，他们满腹经纶，只是考运不佳，只好退而教塾；还有一些是落魄文人、迂儒等。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暂时的，权作过渡之计。
例如，《水浒传》中的吴用，以私塾先生的身份作掩护，暗中干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大事。如遇到江湖要事，课也不上了。书中第十四回说，吴用为了和阮氏兄弟商议劫取十万生辰纲之事，“挂了铜链在书房里，吩咐主人家道：‘学生来时，说道先生今日有干，权放一日假。’上书斋门，将锁锁了，同晁盖、刘唐到晁家庄上。”
又如，《红楼梦》中的贾雨村周游各地，“在旅店偶感风寒，愈后又因盘费不继，正欲得一个居停之所，以为息肩之地。偶遇两个旧友，认得新盐政，知他正要请一西席教训女儿，递将雨村荐进衙门去”。贾雨村得以结识贾府，以此为跳板，又去升官发财了。
清贫生活——待遇不高但较为稳定
私塾先生的待遇不高，但还是相当稳定的。学生随师学习，要付一定费用，并要向老师送礼物，这种礼物古人叫“束脩”。春秋时，孔夫子教学生读书，就收取学生的束脩，他曾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脩，就是十条干肉，这在那个时代已是相当不错了。
清代“清节堂”堂规中有一条说：“本堂门外设立学堂，延请名师训教孀妇之子读书明理，每岁束脩足钱二十四千，按月致送；开馆贽敬一两，三节节敬每节钱一千文；塾师家有正事，送份四钱。定于每岁正月十六开馆，十二月二十日放馆。”
清代还有一条关于塾师待遇的资料。尹绾在城南开了一家私塾馆教授生徒。由于该馆地段好，靠近闹市，而且尹绾颇懂教育之法，来学习的人很多，学业多有所成。他的收费标准是，每个本乡学童从读一年，“岁奉钱四百或八百至千钱，则已丰”。
上述两条材料中，私塾先生的收入相当，一个是在族馆中教读，一次性收薪金二十四千；一个是在自己家中开馆，每人平均八百，收二三十人，也将近二十千。
萝卜、罗布、锣钹
古时候，有个小气的东家，请家教先生吃饭每次都吃萝卜，先生很不高兴。一次，东家请先生便酌，欲考学生功课。先生预先关照小孩：若父亲要你对对子，你看我的筷子，我筷中夹什么菜，你就对什么。吃饭时，父亲讲“枝桃”，学生见先生筷子正夹着萝卜，便对“萝卜”。父亲说：“不佳，但过得去。”又说：“绸缎。”学生仍对“萝卜”。父亲不悦地说：“绸缎如何对萝卜？”先生帮学生辩解道：“萝是丝罗之罗，卜是布匹之布，有何不可？”父亲无奈，又出对子说“钟楼”，学生又对“萝卜”。父亲摇头，先生又为之辩解：“萝乃锣鼓之锣，卜乃铙钹之钹，有何不可？”东家又出二字“岳飞”，学生又对“萝卜”。东家大怒，责问先生：“你为何一直用萝卜教学和对对子？”先生说：“你天天叫我吃萝卜，好容易请客，又叫我吃萝卜，我眼睛看的也是萝卜，肚内装的也是萝卜，我怎么能不教你孩子萝卜呢？”
《儒林外史》中的村学究周进，薪俸则是“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每日（饭钱）二分银子，在和尚家代饭，约定灯节后下乡，正月二十开馆”。这位先生的束脩似乎少了一些。
学生到私塾读书，多少都要送上一份“贽敬”。有本书中写道：“开馆那日，申样甫同着众人领了学生来，七长八短几个孩子，拜见先生。众人各自散了。周进上位教书。晚间学生家去，把各家贽敬拆开来看：只见荀家是一钱银子，另有八分银子代茶；其余也有三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来个钱的，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
自开私塾的先生，费用全靠学生上缴；而家塾或义塾，食宿都由东家供给。如东家富裕，出手又大方，则日子好过一些。塾师除一日三餐之外，还有点心、茶水供应无缺：有些大户人家，还有佣人专门伺候塾师。塾师的薪俸可以全部拿来养家。如果遇到手头不宽裕的人家，私塾先生也是有苦难言，既要清高，又要争待遇，十分挣扎。
丹青，说的就是画工，即以绘画为谋生手段的民间职业画家。当然，以绘画糊口的还有宫廷御用画家和画院画家。文人画家中，也有靠卖画度日的。不过，他们常常是随兴而画，与民间的职业画工“带着镣铐舞蹈”是大有不同的。
无名画者——美大业之馨香
中国民间画工的历史十分悠久，商、周春秋之时，我国的建筑业就很发达，早先的画工同建筑师的关系很密切，王室的宫殿、贵族的深宅，都需要画工来装饰。
“画工”一词，正式出现于汉代。《后汉书》中所提到的“黄门画者”或“尚方画工”就是指从民间招募到宫中供使的一般画工。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废》载，东汉明帝“雅好丹青，别开画室”。这些画室中的画工，也都是从民间招募到宫廷里的画家。民间的画工，多作画于各州、县的厅堂、墓室及其他场所。
时兴纸画
在集日或庙会时，画工常画些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神等小像儿纸画出卖。南宋木工出身的画家李嵩，就以所画《货郎图》出名。
早在汉代，作为殉葬艺术品的墓室画就已出现。实际上，由于汉代距今已经十分遥远，地面建筑上的壁画早已随着悠久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现在发掘出的一些壁画，基本上都是墓室壁画。
在山东、陕西、甘肃、nmg等地的不少古墓中，都发现了令人惊叹的墓室画，反映了汉代的生活。其中，在nmg和林格尔县发现的东汉墓室壁画，是迄今所见的汉代壁画中图幅保存最多、内容较丰富、图画场面较大的作品。
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中国，达官贵人们往往比较迷信。因而，他们对办好自己的身后事异常重视。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已为自己造好了豪华墓穴，并专门雇请画工在陵墓壁上作画。借此希望自己死后，灵魂仍然能够在阴间享受到生前的奢华生活。
水陆画
水陆画描绘道、释人物，属于宗教画，但也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水陆法会是民间最盛大的宗教仪式之一，举行水陆法会时，殿堂上悬挂着各种宗教画数百幅，统称之为水陆画。这种绘画集佛、道画的大成。
陵墓壁画的作画方式，与佛寺中壁画的画法有相同之处。画工按照雇主的要求，画出各种内容的壁画，一般都以表现死者生前显赫的生活为主。如车骑出行图，画中有黑帻长袍的骑吏，又有兜鏊铁甲、手执长旗长矛的骑士，列队行进时还有各式的车辆，车上或悬大鼓，或架大镜，或树大斧，极为威风。画工往往按照主人的意图，将死者生前的差役，如门卒、门卫，或门下小吏、门下功曹等画在墓室壁上，作为他们死后的侍从。
能作墓室画的画工，画技一般比较高，并往往将当时社会风尚画进画中。如河南密县打虎亭一号汉墓中室北壁的《百戏图》，画着两排贵族人物，身穿各种不同色彩的礼服，列坐于席上，一边宴饮，一边观看百戏。绘画的细致，竟连席前的杯盘碗筷之类都画得清清楚楚。《百戏图》画有跳丸、盘舞等，体态生动，结构严谨，场面宏大，都显示了汉画的较高水平。
从历代画工的，倾泻出许多辉煌灿烂的壁画。晋代陆机曾评论道：“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又说“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这是对画工相当高的评价。
画工作品——密切联系生活
在汉代，壁画遍布当时的殿堂、衙署、墓室、驿站。佛教传入中土后，人们在开凿石窟、兴建寺院的同时，也常雇用大批民间画工在内壁上画上佛教画。如xj的tlf、库车、拜城，甘肃的敦煌、天水、武威等地的石窟内，都有大量的壁画，尤以敦煌莫高窟壁画著名。
佛教石窟，大都开凿于古代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汇之地。在石窟内壁上画壁画的工程，一般都十分浩大，需要雇用很多画工。一般以当地画工为主，同时也会请一些内地高手。先由高手们在石窟内壁上勾勒出壁画的轮廓线条，再由普通的画工填充内容，完成全画。
画像砖
我国古代画像砖也很盛行。画工们在空心砖上以刀代笔，抓住大体大貌进行刻画，他们吸取了陶器、铜器的刻制方法，对于成批生产是很适宜的。
石窟壁画在唐代就发展到高峰。北魏时，莫高窟仅有30多窟，而唐代建造并保存到现在的就有200多窟。唐代壁画场面巨大，结构严谨，多配置匀和以及变化多彩的经变。
在宋代壁画中，比较著名的有陕西的榆林窟、敦煌的莫高窟及甘肃的炳灵寺壁画。榆林窟壁画，有画工的题榜，如“都勾当画院使”“都画匠作”及“知画手”等职位，可见榆林窟壁画云集的画工之多。
宋代以后，墓室壁画、石窟壁画逐渐走下坡路，寺庙壁画却制作更精，如bjsjs法海寺的明代壁画，神采隽永，栩栩如生，其中的菩萨画像轻纱透体，飘逸灵动，极为精湛。
清代壁画水平虽较之前代略微逊色，但却完整保存下了不少。有些壁画规模宏大，如山西定襄县庙，就请了粱廷五等80多名艺人画《三国演义》，一时热闹非凡。
画工们还将佛经中的各种内容，与比武、百戏、歌舞、宴享、耕田、收割、饲牲、屠宰、行医、经商、战争等社会生活画面结合起来，并赋予一定的人生意义。他们在绘画中，有意无意地把社会现实中的某些矛盾，与人们各种复杂的思想情感都反映出来。
除壁画外，民间画工画得较多的还有漆画、画像石、画像砖、木版画等。
年画
年画流行始于宋代，当时称“纸画”。明代年画以天官、南极仙翁、员外郎、喜童等吉祥人物为主，并配以数十个“福”“禄”“喜”“寿”楷字。天津杨柳青画工所画的年画，在明末就已十分有名了，清代更是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
战国时，画工就开始在漆器上画龙纹、凤纹、鸟纹及几何形花纹图案，有些画工还在漆木衣箱的盖子上绘有青龙、白虎等，颇具意趣。在汉代应用更广，技艺也更高明。许多生活用品上都画有漆画，既实用又美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近200件，可见漆画应用之广。
画像石的镂刻方法，有阳刻、阴刻，也有阳刻与阴刻结合的。画工常用先画后刻的工艺，先在石头上把握住所刻对象的主要特征，再在石头上用墨线打轮廓，或以朱砂涂石，最后以夸张的手法镂刻而成。
民间画工作画的形式还有很多种，但不管采用哪种形式，都谨守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与社会生活相结合，为社会所用，这是丹青画工们一直能保持旺盛的艺术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画工题记——争取“署名权”
文人画多为发心而作，一般都有署名，这是对画家艺术创造成果的肯定，但画工所画的多为工程定制产品，一般都不署姓名。在早期的壁画中，几乎看不到有画工署名的。这是由于画工的社会地位较低，如宋代就将画工的身份与“画士”分开。画士所画称为“士人画”，画工所画称为“工匠画”。
永乐宫纯阳殿壁画上的画工题记
禽昌朱好古门人
古新远斋男寓居降阳待诏遵礼
至正十八年戊戌季秋重阳工毕谨志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有些聪明的画工还是在画中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如古楼兰重要城址伊循的密兰，就有一幅魏晋时期的佛教画，讲王子须如何信佛好施舍，竟然将国宝六牙白象也送与婆罗门。国王震怒，将他与他的妻子都驱逐出去，但王子在被逐的途中还乐善好施，从而感动了国王，又将其接回宫中。
在这幅壁画中白象的胳肢窝上，刻有一段关于壁画画家的佉卢文题记，其上记有画工薛太的名字，名字也是用佉卢文书写的。这个画工聪明而大胆的举动，在当时可能要遭到不测，但他敢于暗中争取“署名权”的冒险举动，毕竟在画工史上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史料。
到了元代，壁画上开始有画工署名并公开化。元代在重修山西芮城县永乐镇的永乐宫时，画有精彩的道教画。永乐宫壁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壁画上有画工的署名，从题记上知道，该壁画是由两班民间画工来描绘的。三清殿的壁画，是由洛阳马君祥率领诸多的画工所绘；纯阳殿的壁画则由朱好古的门人张遵礼等完成。
永乐宫三清殿壁画的画工题记
河南府
洛京勾
山马君祥
长男马七待诏
门人王秀先生二待诏
赵待诏马十一待诏
马十二待诏马十三口口
范待诏魏待诏方待诏赵待诏
著名绘画史专家王伯敏先生，在其著作《中国绘画史》中对这些画工的题记进行了说明。画工作画完成后，以有名望的画工领衔署名，上述题记中的马君祥、朱好古是当时北方有名的画工，所以上述题记由他们领衔。
在画工题名中，有的写有“待诏”，有的没有。这里的“待诏”与宋代画院的“待诏”有所不同。此处所题的几位“待诏”，表示他们是许愿寺观并为寺观专门作画的职业画工。如在清代画工的行例中就有一则提到，“先生、老司许愿三年、五年或终身为寺庙待诏”。有些画工因未向寺庙许过愿，就没有“待诏”的头衔，这是民间画工的习俗。
画工的种类、业务与报酬
古代画工一般可分为四种，包括单独作业的画工、征入宫禁中的民间画工、寺院专职画工、兼职画工等。
第一种为单独作业的画工。他们从小拜师作画，出师后就在社会上以绘画谋生。能够单独开业的专职画工，一般技艺都相当出色，否则就难以靠此为生。如唐代大画家吴道子入宫前，就已是东洛一带最有名的专职画工。
此外，一些画工还受雇于权贵或地主之家，为豪富家的建筑、木器、工艺品绘画，长则数年，短则数月半载。如唐代画工王香，受雇主人家长达十年。宋代画工需求量大，专业画工和单独作业的画工都普遍增多。明代专职画工较少，却开始出现较大的画铺。清代恰与明代相反，其专职画工的数量远迈唐、宋。
堂画
南宋临安城郊外，每逢节日，有张挂“堂画”的风俗。堂画为巨幅彩图，绘有圣贤行事，民间传闻等内容，画工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这种形式的画一直流传到元代，以后逐渐消失。
第二种是征入宫禁中的民间画工。此种画工汉代已有，如毛延寿等。唐代征入宫禁中的民间画工数量很多，其中有些直接与皇帝接触，地位较高；另外一些则归属于皇门将作监，地位较低。明代实行“工匠供役法”，每年规定征调工匠6000名，其中就有不少画工。被皇家所征的画工，其工作一般为绘制宫室彩壁或皇家陵寝的壁画。
第三种是画僧，即寺院的专职画工。他们常常是长年累月在寺院、石窟作画。画僧也分等级，高级的画僧待遇较好，其余普通画僧专供役使，特别是小画僧，工作繁杂，多做些填彩加工的工作，保管画具，调配颜色，以及扎搭画架等，人称“画杂工”。
第四种是兼职画工。这类画工成分复杂，人数众多。如漆匠或泥木匠，在工艺制作和造房时兼从事画画，甚至绣花女工也能成为优秀的兼职画工。如唐朝有位妇女善绣屏风，诗人赞她“争拈小笔床上描”。又如宋人郭铁子，原是精巧的铁工，长于画山水，工余为人作画。明代的兼职画工较多，如彩塑画工，其主业常为泥水作，凡壁画、彩灯画，常由油漆匠兼作。
画工的业务很多，有壁画、漆画、帛画、泥塑、石刻、人像、卷轴、年画、版画、风俗画、画船画，为村社节日作画，为书刊作画，还有为酒瓶等产品画装饰画的，不一而足。
灯画
古人有元宵节赏灯之习，灯的品种很多，有高灯、风灯、金灯、银灯、丹凤灯，全由民间画工行勾描色彩而使灯画交辉。直至现代，民间灯画还盛行不衰。
清代民间画工的作画范围相当宽广，当时流行有一句话专讲作画范围的：“寺庙与学舍，粉壁神像轴。船花酒坛口，龙灯鸡蛋壳。”那时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画种，如皮影画等。
关于画工的报酬，文献上记载不多。从《金瓶梅》一书中可以得知，画一幅死者大影、一轴半身可得一匹缎子，还有10两银子。这算是很好的了。
明人张岱《陶庵梦忆》卷六《水浒牌》一则说，画工画40张一组的《水浒叶子》，可以接济一家八口人生活急需，但这套画费了他四个月的时间。
清末宣统年间，有一画工好画“上元花”，好事者竟送纸笔墨色加以资助，并给予两个月的粮食，使其安定生活，他画的《谢铎点将图》竟卖到两石米的价钱。
民间画工的地位远远不能同宫廷画家相比，同是清代，在宫廷画画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去世时，乾隆皇帝“赏内府银三百两料理丧事”。
画行——画工的行会组织
在中国古代，封建士大夫出于门第和阶级的偏见，常对画工抱有很大的成见。因此，画工们有用而不为贵，社会地位不高。《历代名画记》说：“自古善画者，奠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这明显是不公正的。
实际上，两汉及其以前，凡有需要作画事，都由画工来做。画工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杰出贡献，绝不亚于文人画。彩陶与青铜器的纹饰，壁画、帛画、漆画及大量工匠画，代代相传，并适应当时各阶层人们的需要，推动民间美术不断发展。
唐代经济发达、社会繁荣，自贞观年间以后，城市画工技术较高，所以一些中心城市就聚集了相当数量的优秀画工，他们有互相联系和活动的条件，也常在生意上相互协调。初唐时，他们通过市集、庙会在一起活动，晚唐以后渐渐形成画行，唐末时画行组织已比较完整。
明代的城市绘画活动更加兴盛，在bj、南京、苏州等大中城市，都集中了一批画家，画工的行会组织也较多。万历年间，敬州汪姓画工的行会称画场；苏州的行会叫“画帮”，如金福星画帮，开业于城南起风下街，营业兴盛之时，“顾客不限于吴中一地”。
明代出现了较大的画铺，并承包一些大寺院的壁画制作。如明代山西大同钟楼西街的“董画甫”，就承包了大同上华严寺的壁画。清代“画店”或“作铺”，多供应民间一般人需要的作品。杭州的画店还卖文人画；成都的齐芳画店，专卖婚丧、做寿的彩画。光绪末年，齐芳画店的多名画工专程到上海的豫园，与上梅的画工赛画。
艺不轻传
画工传艺一般是“祖传家有诀，宜交唱，本业先生择吉手录成册”，作画经验不轻易传给他人，即所谓“能赠十锭金，不撒一句春”。甚至是如无适当传人，宁可束之高阁。相传袁江“得无名氏画稿、画诀”后，画艺日精；行会还规定了画工工资的分配，以当时行话记录，如“幺三银”“右四银”“红利以勾三折六计”等。
清代画工行会奉吴道子为行会祖师，规模从十多人到几十人不等。行会订有“同人行例”，其名称有称“帮”的，也有称“棚”的，还有称“会”或“馆”的。现以光绪年间浙江上虞、余姚一带的邱兴龙画业行会为例，来说明封建社会中国民间画工同业行会的情况。
清朝嘉庆年间，宁波画工邱光普继承其父邱兴龙之业，在宁波、余姚、绍兴地区组织画工行会。他牵头联络13位画工，制定了《四明邱兴龙画业同人行例》，共有12条画工守则，其中规定：画工分学徒、老司、先生三级，徒弟3年零3个月出师，老司升先生要经“同人共议”；女画工也可入行会，技艺较高者称“嫘姑”；画工许愿给寺庙作画的，许愿期间称“待诏”。
画工行会的成立，促进了民间绘画的发展。一些民间画工得以通过行会接到业务，虽然工钱有限，有时甚至没有工钱（如为寺庙绘画就无报酬），但画工还是愿意，因为这等于挂了招牌，做了广告，对以后接生意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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